随着互联网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不断迭代的社交媒体也越来越具有黏性，成长中的青少年茫然地被卷入这场媒介环境的变革之中，他们必须学会理解和使用媒介的规则。
网络迷思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林瑞和女儿吵了一架。
她的大女儿新迪今年14岁，春天刚刚拿到人生的第一部手机，正忙着用这个“大玩具”建立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小领地。赶上假期出游，一路上，她都在和朋友们分享见闻，完全无视妈妈“看好东西”“照顾一下妹妹”种种指令。原本是一家四口的旅行，林瑞却觉得队伍“完全带不动”。新迪白天拍照聊天，晚上又忙着剪辑视频到很晚，小女儿刚上一年级，也整天围着姐姐的手机转，偶尔爆发矛盾，林瑞的丈夫看不下去，训斥几句，可惜效果微弱。
事态是因为“带ID打卡”升级的。中午在一家商场吃饭时，新迪在书店门口见到了一块《盗墓笔记》的留言展板，自己与展板合影后，她又找出朋友的微信页面截图，向妈妈借手机，要以展板为背景给截图拍照。林瑞不能理解这种“手机叠手机”的留影有什么意义，拒绝了女儿的要求，“她当场就黑了脸，我说，‘你要再这样手机就收回吧’，她说了句‘随便你’就转身走了”。
我是在一个关于“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的讨论帖下认识了林瑞，她在江苏的一所高校工作，平时会在主页记录一些家庭教育的小思考，自认为是个讲道理的妈妈。在新迪进入青春期之前，亲子关系还不错，但自从女儿进入网络世界后，林瑞的笔记里开始经常提到的词是“焦虑”，虽然也制定了一些家庭手机使用规则，但仍然难以避免矛盾爆发。和她处境类似的家长还有很多，讨论帖中，有人半夜睡醒发现孩子在卧室里偷偷玩平板电脑，也有人不得不把某个App反复删除，还有的人意外看到孩子偷偷用祖父母的银行卡给游戏充值，最后当然是和林瑞家一样，双方矛盾以争吵甚至“摔手机”之类的暴力事件收场。但这次和女儿的争吵结束后，林瑞也陷入了反思：在这个成年人都离不开手机的年代，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孩子的手机问题？或者说，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互联网行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青少年的线下生活里，智能设备时常扮演重要角色。图为三名青少年坐在北京某公园内的长椅上各自玩手机（视觉中国 供图）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焦虑的一代》里，他提出了一种观察，认为自2010年移动互联网兴起后，“以玩耍为主的童年”逐渐被“以手机为主的童年”取代，“Z世代”（1995年后出生的一代）在青春期这个大脑最具可塑性的时期遇到了手机（这里指“所有能连上网络的产品”），因而遭受了一些根本性的伤害，比如社交障碍、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问题。这不是乔纳森·海特第一次对手机提出直接指控了，他在2020年就曾指出，当下的美国年轻人正成为“娇惯的一代”，学生们变得更加脆弱、焦虑，更容易受到伤害，而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也符合相当一部分人对青少年手机使用的认识。2024年11月28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通过《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要求科技平台必须采取措施，让全国16岁以下人群无法使用社交媒体，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当年5月，新西兰政府也发布了针对校园的手机禁令。这些政策的支持者相信，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干扰学生的专注力，甚至可能对他们的大脑和身心健康带来长期影响。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手机并不是洪水猛兽，当互联网已经成为像水、电、煤气一样的生活基础设施，让孩子在特定年龄段去接触和使用它是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像林瑞这样的父母，就是在“担心孩子上初中后无法融入同学圈子”的动机之下为她购买了手机，还有些时候，学校布置的作业或者同学共同发起的研究项目，都必须在互联网上完成，这些都会成为孩子拥有个人电子产品的契机。因此，家庭和个体不得不在矛盾中摸索着前进，接纳和处理与之相关的种种麻烦。
美国尼尔森公司的数据表明，早在2014年，人们登录电脑设备的最主要原因是使用社交媒体。在中国，根据2023年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除了学习之外，未成年网民在网上排名最靠前的活动是玩游戏、听音乐、看短视频、聊天。具体到各个年龄段，基本偏好可被概括为，“小学生爱打游戏、初中生爱社交和网上聊天、高中生倾向于获取信息和社会化活动”。可见，对于青少年来说，互联网上的社交行为要比我们想象中活跃得多。那么，他们究竟在社交媒体上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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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31 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参议员们指责社交媒体的首席执行官们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使用其产品的儿童。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当天在听证会上，向到场的家长道歉（视觉中国 供图）
刷不完的社交媒体
一般而言，社交媒体被定义为供人们创作，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及经验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乔纳森·海特总结的社交媒体四大特点分别为：用户建立个人档案、用户生成内容、发展人脉网络、互动性（比如点赞、留言、分享）。很多青少年在接触互联网时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就是——社交无处不在，你可以在听歌软件上社交，可以在看视频时社交，在学习时社交，甚至在改错题时社交。
研究社交媒体，不可忽略的一年是2009年，这一年Facebook推出了点赞功能，Twitter（推特，现名“X”)推出了转发功能。不要小看这两个简单的动作，通过这些按钮，用户的发文具有了一定的量化标准，这让他们开始更专心地对待每一次推送，也让那些更刺激更容易挑动情绪的内容数目开始增长。
而从大公司内部来看，这种鼓励分享的机制是他们商业模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将用户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来获利，为广告主提供更具确定性的投放。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
Google的早期产品经理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指出，技术公司主要要实现三个目标，“一个是参与度目标，增加你的使用，让你一直滑动屏幕；一个是增长目标，让你不断回来，尽可能邀请朋友；最后一个是广告目标，确保一切按照预期发展”。
如今的社交媒体背后，有无数互联网工程师在想尽办法实现以上目标。和很多硅谷的产品开发者一样，特里斯坦·哈里斯曾在斯坦福大学的“劝服技术实验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学习，在那里，科学家们专门研究如何利用人类心理学知识来改变、影响人的行为。他们学会在产品中使用最原始的“成瘾机制”，比如积极的正向强化、无法预测的奖赏等，增加用户的停留和使用时长。可以说，接入互联网后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像一台老虎机。分享、点赞等社交行为既可以成为一个吸引用户的“钩子”，促使他不断打开App，也可以为预判模型提供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长期研究社交媒体，他告诉我，“社交媒体这个词已经有点过时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交媒体，其实都已经成为一种‘超级黏性App’。”董晨宇说，“不是它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它。”而这种媒介环境的改变，也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上，“比如有人说微博是社交媒体，但你也可以在上面买机票买电影票，你也能用微信打车，用短视频软件抢饭店的优惠券，社交媒体变成了数字平台，其他的平台又都在鼓励社交。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最近的不到20年时间里，而我们的大脑可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插图：老牛
当社交媒体遇上青春期
通过林瑞的引荐，我终于加上了新迪的微信。在这个14岁的女孩看来，我们的聊天其实算一次“连麦”。在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她就已经挺喜欢这种数字连接的形式了。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会在做饭的时候给她在电视上放《花园宝宝》，她也会一边玩一边和爷爷奶奶视频聊天；到了小学高年级，她开始喜欢在B站上找自习视频，一边让平板电脑开着放些海浪、雨声音频，一边根据画面里的照片，想象自己正坐在那个静谧的木屋里写作业。家里的平板电脑是疫情防控期间为了让她上网课买的天盈配资，再后来就成了她最喜欢的电子设备。
但拥有手机意义不同。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已经有几个同学有了手机，虽然上学时不能带到学校，但他们还是建了一个班级群，偶尔会在其中聊天。新迪一直用的是智能手表，因为品牌间不互通，她只能在上面加几个同学作为好友，他们也自己建了个手表群，但在里面说话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平板电脑和手表上的平台并不互通，这种不够全面的联结一直让新迪隐隐不满，她向妈妈要求过很多次，相信只有手机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数字身份。
拿到手机的那天是她生日，新迪只记得自己一口气下载了几十个App，光是选择合适的手机壁纸都花了半个小时。最重要的软件当然是微信，她按照喜欢的游戏角色给自己起名“苹果派”，还学着别人的样子在名字后加了emoji符号，然后是朋友圈背景、签名⋯⋯像在精心装修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新迪感到满足。
新迪最先加上的是平时和她一起补课的好友，还没拿到手机的时候，她就已经记过对方的电话号码。然后是父母的微信，还有班里的同学，再之后扩展到小学同学，同学的同学，一个围绕她的社交网络徐徐展开，直到她第一次加上了小红书里的“同好”，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对方在她的评论区留言，两人互粉后聊了几句，因为喜欢共同的明星，她决定和对方交换微信。
《蛮好的人生》剧照
打过招呼后，那个女孩再也没和新迪说过话。身边的朋友都说这人是为了“扩列”才加的她，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躺列”了。新迪向我解释，“扩列”的意思就是扩张朋友圈列表，很多人为了让自己朋友数量增加，都会采用这种互关的形式扩张彼此的“疆域”，她甚至见过那种专门的“扩列群”，入群后，大家会先把群里的好友都加一遍，也会希望对方来添加自己。有的人“扩列”是想拥有更多同好，也有人只是想让自己发出的朋友圈能多一些点赞，当然也有人是希望刷到更多不同人的朋友圈。出于以上不同目标，扩列对象也要经过精心筛选，确定对方和自己属性相合。而“躺列”的意思就是只彼此关注，但不用聊天，“躺在对方的列表里即可”。
对青少年而言，出现在同伴社交圈层里的渴望，要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脑科学研究发现，人在青春期发生的大脑发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社会脑”中的改变，这个脑区会调控我们对他人的反应。曾经担任美国青少年研究学会主席的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在他的书里指出，当青少年看到他人情绪的照片，或是被要求思考他们的友谊，判断他人的情感是否受到伤害时，这部分脑区就会被激活，因此，“在任何年龄被拒绝都是痛苦的，但青少年会比其他任何时候更痛苦”。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发现自己的朋友们拥有一个自己无法触及的线上世界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社交焦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旦接入这个世界，他们反而会迎来更多的焦虑和不安。
和我聊天时，新迪已经恢复了平日稳定的状态，关于假期里的争吵，她也向妈妈道过歉，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当时的做法有什么不对，那天她想要帮忙拍“带ID打卡”的朋友是班里关系不错的一个同好，对方也给她在展会上带过小卡，“如果她知道我在瓶邪（《盗墓笔记》里一对组合的名字）旁边拍了照却没跟她说，她肯定会不高兴啊”。
《米小圈系列儿童栏目剧》剧照
除了“带ID打卡”，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社交活动还衍生出了很多日常生活不会出现的行为，比如点赞、礼貌互关，以及班级群里发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大家要去围观，小圈子里有矛盾，也要去解释、修复关系，更不用说假期里，人人都在分享着各自好玩好看的东西。新迪觉得自己哪怕离开五分钟，就可能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事。这些社交行为还附加着许多原本不存在的指标，进一步增加了社交焦虑。
但如此忙于社交，是否真的会让青少年感到更强的联结感？答案常常是否定的。新迪有时会觉得，在网上和朋友交流经常会变成一项任务。“扩列”似乎是个不错的隐喻。形式丰富的社交模式，反而让原本很简单的聊天都成了奢侈品。扩列群里，大家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属性，却不能只是友好地打声招呼，开启对话。如果对方要求“躺列”，你甚至想要单向删除他都是件不礼貌的事。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经提出一个“邓巴数”的概念，即人类社会群体规模的上限为大概150条的社会纽带，我们往往会和3〜5人关系密切，剩下的时间则会分配给剩下的100〜200人。超过这个上限，人的大脑其实已经很难管理社交网络，因此整体社交质量也会随之下降。
刚拥有微信不到三个月，新迪的朋友圈就已经触及了这个邓巴数的限度。在她忙着处理不同的聊天框里出现的表情包和小红点时，妈妈林瑞感觉自己和女儿不可避免地疏远了。
新迪还向我分享了一件关于短视频的小事。因为妈妈一直不让她刷短视频，她只在数字电视的B站页面上看过短视频。有一天上课时，一个同学接老师的话茬，突然说了句“一百八一杯”，全班哄堂大笑，只有她不知道笑点在哪儿。同桌嘻嘻哈哈说着“一百八一杯”“宫廷玉液酒”，她还是一脸茫然，回家路上，她越想越难过，回家就跟妈妈哭了。
当互联网上的语言成了孩子们日常生活里的“黑话”，拥有“错失焦虑”的孩子们就会有强烈的渴望再去网上补齐这一课。这也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特有的同伴效应，比起抽烟、酗酒等危险行为，他们现在更愿意通过网络行为互认身份。
插图：老牛
互联网“驾驶证”
很多互联网研究专家都相信，当我们在现实中给孩子提供更丰富的生活和社交体验，他们就不太容易沉迷于互联网的花招。这来源于对“成瘾”的基本假设，即人们是出于逃避，才对互联网或者其他活动成瘾，它是一种让你感觉自己拥有能力的简单方法。在研究药物滥用等成瘾行为时，科学家们就发现，当把那些在实验室里表现出“赌博行为”的鸽子们放到大笼子里时，它们会开始飞来飞去，和其他鸽子社交，停在自己喜欢的架子上，然后停止“赌博”。“这些鸽子会让你想起今天的人类，很多人对于太容易获得资源而感到厌倦。我们花更少时间探索与搜寻食物，在户外的时间更少。我们的社交世界改变了，因此寻找填补这个刺激缺口的其他方式，来分散注意力或安慰自己。”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赞托尔（Thomas Zentall）说。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社交媒体和社交媒体人际关系的学者，董晨宇并不赞成“互联网延迟接触论”，他相信这一代青少年可以以他们的方式去理解互联网，甚至远超成年人的思维深度。“我认为互联网还是要早接触，因为今后如果他不理解这些东西，很难在变化中的世界立足，”他说，“但是，在孩子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必须有父母的陪伴和指导。”
2017年前后，董晨宇曾经和上海的几所中学合作，开设过一门很具实用性的“媒介素养课程”。课程大概包括10个话题，“主要就和孩子们讲怎么发朋友圈，讲网络暴力的应对方式，讲游戏的成瘾机制，比如为什么打游戏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它是怎么设计让你进入心流状态的。我们也让孩子下载短视频App，分工让他们每人只点击固定的内容，让他们训练自己的账号，看看最后有什么不一样，再和他们聊什么是算法”，他发现，更理解互联网的设计机制后，孩子们反而不太会出现沉迷行为，“他理解这些事之后，他就更淡然了”。
《小欢喜》剧照
乔纳森·海特也在书中写到，很多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时，就好像在没有搞清楚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开车上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在盲目和刺激的旅程中，为了使我们和孩子避免更多的伤害，理解其运行机制和使用规则，是相当必要的。今年AI技术的兴起，也给了董晨宇一点新的希望，他期待类似的媒介素养课程能更多地进入校园，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校园，“如果我们能借此机会，把新的媒体环境和技术环境给学生讲明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1期天盈配资，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瑞、新迪为化名。参考书目：卡尔·D.马尔奇《放不下的手机》；麦可·伊斯特《大脑不满足》；乔纳森·海特《焦虑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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